持续的低烧、咳嗽、胸痛、乏力，在职工医院治疗了近一个月，没有丝毫好转。到了已经不能开口说话，一说话就剧烈呛咳的时候，职工医院终于把我送进省人民医院呼吸内科。 我清楚地记得，住院那天，我的情绪灰暗到了极点，同病房一位和我同年同月生、人生经历极为相似的女病人死了。她死于肺癌。医生就在我的病床旁跑出跑进地抢救了几个小时，终没能挽回她的生命。她走在一个暮色弥漫的秋日黄昏，她是没有一个亲人在身旁孤零零地上路的。 而我的病症和她极为相似！ 在医院每天打针、吃药、检查，病情时好时坏。一天早晨，查房的医生用听诊器在我的前胸后背听了好久，问：“你怎么又反复了？”我不知如何回答。她又问：“你们家有没有人得过癌？”我赶快回答：“没有！”她又说：“明天做一个培养。”我的心咚咚咚地跳起来了，头发晕，口发干，哑着嗓子问“你是不是怀疑我得了———癌？”“嗯，肺癌。”她万分清晰地回答我。那一刻，我非常痛恨她，恨她太残忍，事先没有一点暗示，没有一点缓冲，那么直接、那么突然就对我作出这种宣判。那一天，我一口东西也咽不下，一整天心脏都在咚咚咚地跳，无助、慌乱、孤独、绝望、恐惧一起纠缠着我。 我要崩溃了。就在这时，红出现了。 红是一个美丽的女人，身材高挑，唇红齿白。那时，她刚从工厂调到市总工会，每天骑自行车从武昌到汉口上班。她是下班后从汉口直接到医院来看望我的。她知道了我的病情，也读懂了我全部的表情。然后，她就对我说：“你这个样子晚上怎么能休息好？干脆今天到我家去，我们俩好好谈谈心。”这怎么可能？我一个病人，到别人家里住宿？再说，红新婚不久，她的丈夫会怎么想？况且，红的家也不宽敞，十几平方米的—个小套间。不行不行。红说：“那好，你要是不去我家，我就在这里陪你。”那更不行，她的丈夫还在家里等她回去吃晚饭呢。 红又说：“那就还是到我家去吧。”于是，我像个无助的孩子，跟着红到了她家，尽管我年长她好几岁。那一晚，我和红睡在她家唯一的一张床上，而她的新婚丈夫则蜷曲在外屋的沙发上。那天晚上，红与我交谈得很晚。那一晚我睡得很安稳，没有像在病房里那样一夜醒来数次。 第二天，查房的是一位姓潘的教授。她说我暂时不需要做“培养”，先调整一下用药。后来，就如大家现在看到的，我得的只是一般呼吸道疾病，很快就治好了，至今仍健健康康地活着。而红，时光虽已过去十年，她依然那么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