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7年，已下放8年的我不得已准备扎根农村一辈子时，恰逢上面对老三届下了一道“一锅端”的政策。一纸招工表接到手，我如捧赦书喜出望外，可是一想到仅剩的朱君，顿时心里又像塞了块铅。 知青小组原有8人，下放不到3年，6个同学就陆续招工返城，只留下我和朱君。朱君患有间歇性癫痫病，本可以不下放，可他父亲早逝，母亲迫于生活无奈，携小弟小妹再嫁，一家五口挤在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屋里，因此朱君非要跟着我们同学一起来京山县永兴区插队。他经常犯病，一发作随地就倒，浑身抽搐，口吐白沫，人事不省，身上碰得青一块紫一块。队里多次劝他办病转回城无济，只好安排些放牛、看场之类的妇工活他做。他生活起居完全离不开人，我要一走，他又无家可旧，怎么是好？ 朱君得知我招工的事，满脸放光彩，连连捶着我的肩头说：好哇，老伙计，总算熬出了头，今天我们要好好庆贺一下。看到他比我还激动，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他从墙上取下腊肉，从菜园子摘回菜，又打旋式地兴冲冲跑到供销社买回葡萄酒。饭桌上，我们海碗相撞，我说：我们一起回武汉吧！要不，我怎能把你一人撂在这里。他手一颤，避开我的目光，眼眶里泛出晶莹，竟还笑着说：你一走，我就找个媳妇来照顾我，不比你强多了。这是连鬼都不相信的话，我知道他在宽慰我。 半夜，我翻来覆去，思绪万端，看对面床上朱君却似睡得很安稳。天明我迷迷糊糊听到他说去钓鱼开开荤，我下意识点点头，可万万没想到这不经意的应允竟铸成了我一生最大的悔恨！中饭过了，还不见朱君的影子，我感到不妙，喊出邻近老乡，四处寻找，终于在两里开外的池塘边发现朱君的鱼竿。傍晚队里派了几个壮小伙把他捞上来，只见他双眼紧闭，像熟睡一样安祥，全然没有一点痛苦表情。 老乡们都埋怨我不该让他一人出来钓鱼，我捶胸跌足早已泣不成声：朱君，你这样走了，叫我如何载得起绵绵无期的心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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